我的历史学观是怎样形成的呢
历史学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是一门人文学科，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被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人类的知识系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知识系统中历史学是兼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两种性质的一门学科，作为社会科学它极具人文色彩，而作为人文学科它又严谨得像是一门科学；在复原历史原貌、追求历史真实的时候它是科学，而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它是人文学科。
现在，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也是科学，其实在历史上历史学一直被视为是一门人文学科，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被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把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视为科学，这是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而兴起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物。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甚至有人把人文学科也称为“人文科学”，那就更离谱了。
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
19世纪自然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成就，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能够通过掌握科学规律来控制自然，并且认为可以通过以精确性为特征的科学方法获得可靠的知识。近代这种科学至上的观念和科学主义的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学科，它们纷纷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努力使自己也成为一门科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来都被看作是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也开始了迈向科学的历程。
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心在德国，兰克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有机结合的发展过程，他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序言中有一句名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蠢型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兰克十分重视档案资料的运用，并发展出“外证”和“内证”相结合分析批判史料的方法，他认为真正负责任的研究必须利用原始档案和文献，强调只有“如实直书”，才能实现史学的目的。所以，兰克学派被尊为“科学的历史学”的圭臬而风行一时。经过兰克的努力使尼布尔首创的客观主义史学，在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成为史学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主张“史料即史学”的傅斯年也被称为“中国的兰克”。
兰克在史料考证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对历史发展的规律却避而不谈，而实证主义史学家则力图从史料记录下的现象中去发现历史规律，以便用规律的绝对性来代替历史事实的绝对性。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巴克尔（1821—1862）、法国的泰纳（1828—1893）和古朗治（1830—1889）、瑞士的布克哈特（1818—1897）、德国的兰普勒希特（1856—1915）等人，他们坚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认为文明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巴克尔说：“观察应当在发现之前，收集了事实才能发现规律。”他认为支配人类社会的规律有3种：自然规漏谨律，道德规律，知识规律，社会进步是知识规律起主导作用的结果。他把人类文明分为欧洲文明和非欧文明两类，在欧洲是人类支配自然，而在欧洲以外是自然支配人类。泰纳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酷爱自然科学，他把历史称为“心理解剖学”，认为文明是种族、环境和时机相结合的产物。他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先作假设，再搜集证据来加以论证。
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等“科学”的史学派别是19世纪自然科学深入人心的产物。这是科学理性的胜利，但却是人文精神的悲哀。有人批评道：巴克尔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的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他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因此，实证主义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史学的主流，但是它并不能取代人文主义和历史哲学，浪漫主义的史学思想仍然存在，德国的赫尔德（1744—1803）和缪勒（1752—1809）、英国的柏克（1727—1797）、法国的梯叶里（1795—1856）等都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代表。浪漫主义史学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并不追求统一的理性原则，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个体性和独特性，不存在普遍性和规律性，历史应该充分展示各国和各民族返档基历史发展的具体特征，体现每个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因此他们特别重视编写民族史和国别史。他们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并且重视中世纪的历史地位。他们崇尚直觉与情感的作用，重在对历史的描述，借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怀。在浪漫主义史学家看来，历史学是人文的，然而在当时和后来他们都被排斥在历史学家的主流之外。
如果说19世纪是历史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时代，那么20世纪就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流融合并日益趋于整体化、综合化的时代。德国的兰普勒希特在《文化史的方法论》中主张要拓宽史学研究的题材，不能只写政治史和英雄豪杰，而应该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他认为传统史学只考虑如何记叙历史，只满足于事实是怎样发生的，而我们应该探明事实为什么发生及其理论依据。他期望用一种心理学的方法为历史提供真正的解释。法国的贝尔在《历史综合评论》中认为，要克服传统史学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加强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来探求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规律。美国的鲁滨逊在《新史学》中认为，凡是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该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之内，历史不能只记载朝代兴替、军事成败、外交阴谋、宫廷丑闻。他主张普及历史知识，广泛开展历史教育，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需要革新，历史学家应该掌握广泛的知识，如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地理学等等。20世纪“新史学”兴起以后所批评的“传统史学”就是指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新史学”批评它们把历史“砸得粉碎”，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使历史作品变成一大堆宏论而失却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于是叙事的方式又重新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风靡于欧美的文艺界，后来又迅速扩展到哲学、社会学、美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思潮。90年代前期西方史学家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伊格尔斯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中说，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叙事史的复兴，二是日常生活史的兴起，三是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历史学作为学术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远不及它对文学、美学、哲学的影响，它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更小，然而它在未来的影响可能是革命性的。
可以这么认为，近200年来历史学并没有彻底地使自己从人文学科变成一门科学，而是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徘徊着前进。那么历史学能不能成为科学呢？如果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其障碍究竟在哪里呢？
社会的发展有没有规律
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但是当历史学接受自然科学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过去的社会时却遇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社会是由人类自己所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存在于人类之外的“自然物”。虽然社会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而存在的，而且好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操纵着整个社会运行，但是社会运行的结果却分明不是服从这个人或这群人的意志，就是服从那个人或那群人的意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既然如此，那么凭什么把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意志说成是“规律”呢？凭什么把某些实现了“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例如秦始皇兼并六国，说成是“客观规律”呢？
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之下，不仅历史学，诸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各门学科都在试图使自己科学化，而要使这些传统的人文学科变成关于社会的科学，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发现本学科研究对象的规律。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它有没有规律呢？在20世纪坚持认为社会发展有规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汤因比的文化史观，文化史观对中国的影响很小，而对中国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唯物史观，然而唯物史观在中国却发展演变成了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决定论。
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总是顺着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必然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样5个段落。尽管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共同努力，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已经意识到“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顺序发展”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伪问题，已经没有几个史学家还相信这一套了。但是这一观点仍然被立为主流话语，而更严重的问题是5种社会形态的术语已经进而成为一种通俗的熟语，以讹传讹、“语乱天下”（侯外庐语），要想改变它必须花大力气了。
一、客观与主观
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决定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的运行一样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称之为“客观规律”。
什么叫“主观”？什么叫“客观”？主观是自己的认识，客观是别人的认识，主观和客观其实都是人的认识，所谓“客观”其实只不过是别人的“主观”而已。既然主观和客观都是人的认识，那么为什么一些人的认识是错的，而另一些人的认识却是对的呢？如果每个人的认识都是错的，那么谁的认识是对的呢？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不自信地要“客观地看问题”？无论“主观”还是“客观”，其实都是人的认识，所以并不存在什么“人的认识”以外的“客观认识”。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世界”，其实是指人以外的自然界和自己以外的社会，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规律”，其实是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然而问题是：自然界和社会有规律吗？唯物史观所谓的“规律”是自然界和社会本身的法则呢？还是人类对它们的认识呢？
二、自然规律是自然的法则还是人类的认识
人其实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实质上也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界”却是指不包括人在内的外部世界。这个自然界当然是先于人就存在的，它的存在当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按照自己的法则在运行，但是它知道自己遵循的“规律”吗？自然界当然是无知的、是没有意识的，它并不知道自己的规律。所谓“自然规律”其实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人的脑子里，它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认识。这就好比自然界存在着无数的东西却没有一个“数字”一样。自然界既没有“数”，也没有点、线、面、体，更没有加、减、乘、除，所有这一切都存在于人的脑子里，所以数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逻辑、哲学、美学、心理学也是。
地球永不停歇地绕着太阳转，地球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转，太阳也不知道万有引力，但是地球上的人每天都看到了太阳东升西落。在好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都不在乎太阳为什么东升西落，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慢慢地他们才开始好奇地想这究竟是为什么？于是就提出了种种学说来解释这一自然现象。中国人在汉代的时候提出了宣夜说、盖天说、浑天说，欧洲人提出了地心说，还有本轮与均轮说。这些说法在后人看来都是错误的，但在当时都是人们试图解释太阳东升西落和行星逆行现象而提出来的学说，是他们对这些自然现象的解释，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自然规律。等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太阳东升西落其实只是人的一种错觉，行星逆行是因为它们和地球都绕着太阳在转。后来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的学说，这才让人们心悦诚服地相信地球绕太阳转的真正原因。人们又一次次地用实验与观察验证了牛顿定律，于是牛顿定律才无可辩驳地成了科学。科学是人类对自然法则的一种认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真理，是因为它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科学只是人的认识符合了自然的法则，而不是自然在按照人类提出的“规律”运行。
人类认识自然所采用的方法无非就是归纳与演绎，这两种都是符合逻辑的科学的思维方法，但是由于演绎推理所依据的大前提本身也需要用归纳得出来，因此最基本的方法其实就是归纳。归纳有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纳两种不同的方法，完全归纳法是真正科学的归纳法，但是它只能在数学中推演而无法在现实中做到，因此一切自然规律的得出实际上都是不完全归纳法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总是相对的，没有终极的认识。自然界没有终极规律不仅因为自然界是不可穷尽的，而且因为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也永无止境，所以一切所谓的“自然规律”都只是某一阶段人们对自然的一种认识。科学研究的实质就是不断地寻找“规律”的漏洞，一旦发现“规律”不能说明的例外，这就意味着找到了发展“规律”的突破口，人类认识自然的进步，正是从“规律”的破绽开始的。
三、社会发展是人类的创造还是规律的作用
所谓“社会规律”也是如此。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群体，但是当我们去认识社会的时候，我们却是把社会当作自然界一样的外部存在来进行考察和探索的，我们用研究自然界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运行的法则，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规律”。无论是唯心史观还是唯物史观，“五德终始”也好、“三统论”也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好、“史料就是史学”也好、“英雄造时势”也好、“社会进化论”也好、“社会退化论”也好、“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顺序发展”也好、“多线发展论”也好，都是人们探究社会运行法则的结果，都是人们在某一个时期对社会运行法则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社会规律”。
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社会有没有终极的规律，而在于社会是由有意识的人组成的一个有机体，并不是像自然界那样无知的、没有意识的一种自然存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意志思考与行动，个体的意志与行为汇集成集体的意志与行为，集体的意志与行为互相较量、博奕、斗争，这就使得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自然界的演变完全不同的状态。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更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有意识的创造过程。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历史，虽然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创造历史，但是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却都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归纳法去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然后得出与自然规律类似的社会规律来。
四、世界上的事物都有规律吗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有规律的，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有规律可寻的。其实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和善良的误解。
事物存在的状态有4种：必然、偶然、或然和混沌。
必然的事物是有规律，只要知道它的过去，就能预测它的未来，根本不需要通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为必然的事物都是有规律的，所以都可以为其建立数学模型。必然事物的变化有两种形态——渐变与突变，微积分是描述渐变的数学模型，突变论是描述突变的数学模型。渐变与突变的区别仅仅在于实现变化所需时段的长短不同：渐变是在较长时段内完成的，人们可以觉察到它的变化，突变是在极短时段内完成的，人们觉察不到它的变化，所以人们就把前者误以为是渐变，而把后者误以为是突变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量到质的转化=‘机械的’世界观，量的变化改变着质。这是绅士们从来没有嗅到过的。”[3]所以“从量变到质变”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抛硬币会出现哪一面？结果纯属偶然，但是可以肯定出现国徽或文字的可能性都是50%。可能性并不是偶然事物的内部蕴藏着的必然性，它对事物的发展也没有起到加速或缓慢的作用，而只是其发生的概率，即使像赌博这样复杂的事物也可以计算出输赢的概率，事实上也正是为了预测赌博的结果才导致产生了概率论。概率论可以为偶然事物提供数学模型，而模糊数学还可以为不精确、不清晰的模糊概念提供数学模型。
然而诸如地震、车祸和小行星撞击地球之类事件都是突发的随机事件，连概率也计算不出来；还有一些事物例如布朗运动，完全是杂乱无章的，没有一点规律可寻。前者叫做或然，后者叫做混沌，它们都是没有规律的。新产生的混沌学就是专门以混沌的事物为研究对象的。
既然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必然的和有规律的，还有很多事物只有可能发生的概率或者根本就没有规律可寻，那么人类社会属于哪一类性质呢？如果社会的发展是必然的，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像牛顿的苹果一样自己掉下来，我们何必还要为之奋斗？
五、人们为什么要探索规律
人们之所以要探索规律，并不是因为好奇，而是为了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人们总是想知道它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望，但是却又无法把握。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归纳、总结、解释、说明过去，于是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人们又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预测未来：占卜、卦象、相面、手相、称骨、算命、测字等等方法来预测未来，甚至企图用巫术、作法来控制和操纵未来。
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人们不仅相信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正确的，而且相信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正确的，于是科学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的思潮。学者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试图把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研究也变成科学——社会科学。历史是过去的社会的历程，它从来都被看作是一门叙述故事的人文学科，现在也成了历史科学。既然是科学，就要有规律，于是就有了对社会规律的探究。寻求社会发展规律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过去，而且和探究自然规律一样，更是为了预测未来。提出“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顺序发展”的社会规律，在说明奴隶社会必然走向封建社会的同时，也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胜利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实现。然而，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日薄西山，共产主义也没有在原先预想的地方实现，现实社会的发展并不符合唯物史观的预测，但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当“规律”出现例外的时候正是预示着旧的“规律”将被突破、新的“规律”将要诞生。
当我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社会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组成社会的是有意志的人而不是无意识的物，他们决不会消极被动、随波逐流、任凭“规律”摆布。这是社会科学所遇到的普遍挑战。由于我们只能用归纳的方法总结过去，因此所得出的结论都只能说明过去，而难以预测未来。因为人类有着无穷的创造力，他们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设计与创造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历史的经验，但是想以此来预测未来则总是难以如愿。
六、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决定论最大的毛病在于它蔑视人的创造性，认为人只不过是在历史的棋盘上被用来实现社会规律的棋子；它认为人类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都在冥冥中受到“规律”的制约，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其实与“天意神旨”、“命中注定”、“上帝保佑”没有什么两样。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说过“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恩格斯还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他们的这些论述都是对机械唯物史观最好的批判。
例如，历史教科书上总是把秦始皇统一中国说成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必然趋势和人心所向，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甚至说秦始皇并吞六国是为了“天下”，而抹杀了这个暴君极端膨胀的私欲。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必然趋势，那么为什么他还要用10年时间南征北战？如果秦始皇知道统一中国是历史规律，那么他为什么要暴虐天下以致二世而亡？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人心所向，那么为什么陈胜吴广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起义而天下又群起响应？如果秦始皇废分封是历史潮流，那么为什么陈胜要分封诸侯、项羽也要分封诸侯、刘邦还要分封异姓王和同姓王？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原因分明只是因为他不仅具有统一中国的意志，而且具有统一中国的力量。秦汉之际所发生的这一场生死角逐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客观规律”在起作用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了吗？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吗？是奴隶主阶级企图复辟吗？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斗争吗？显然都不是。这一场生死角逐只不过是社会上各个利益集团和英雄豪杰在为各自的利益而奋斗、争夺与厮杀而已，最后的结果也不是“规律”事先安排好的一个“必然”，而是恩格斯所说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是合理的并不都是正确的，也并不是唯一的。张艺谋运用艺术家的想象力在电影《英雄》里为荆轲刺秦王作了4种设想，形象地告诉人们社会的发展其实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选择的，这一弦外之音不知道张导想到过没有？历史是过去的社会，社会是未来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当然是唯一的，不存在“也许”和“可能”，然而并不是“必然”的，因为当现实社会还未成为历史之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人们选择哪一条道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和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并不受制于什么“客观规律”。
上述推论可见，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信而好古，也不是为了献媚当代，而是为了设计未来，因为社会的历史并不是被“规律”预先设置好的，而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既然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的创造过程，那么历史学还能成为科学吗？
历史学的特点与学科位置在哪里
其实，在历史学内部可以运用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来进行考证研究的，除了考古学以外就只有史料学了。然而史料本身也是前人的记录，它难免因为记录者的立场偏见和情感好恶而有所增删、取舍、褒贬，难以做到完全公正，因此对于同一个史实会有不同的记录，而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解释更是见仁见智、五花八门。由于历史已经逝去而不可再现，既无法用实践去检验史书上的记载，也无法用今天的实验去验证过去的历史，因此我们只能考证文献的是非对错，而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去证实历史的是非对错，于是历史就无可奈何地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难以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
尽管历史学无法成为一门真正的、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但是当历史学家根据史料来恢复历史原貌的时候与考证史料一样也存在着求真的问题。在这方面，历史学要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得出的结论也要接受史实的检验，并且有是非对错之分。我们说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正是从这个角度给历史学定位的。
然而历史学的功能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也不只是仅仅为了总结经验与教训，历史学家不仅要向内行的专家解释社会发展的道理，而且要向外行的民众讲述历史的故事。在这方面，历史学又像人文学科一样，需要用形象的语言与手段来表述，而不只是用科学的语言与方法来论证。我们说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则是从这个角度给历史学定位的。
因此对历史学的定位应该是：历史学是一门兼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两种性质的学科，它的学科位置介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作为社会科学它极具人文色彩，而作为人文学科它又严谨得像是一门科学；在复原历史原貌、追求历史真实的时候它是科学，而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它是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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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演奏家排名录
没有权威的排名，知名的有刘天华、华彦钧（阿炳）、孙文明、蒋才如、鲁日融等。
1、刘天华
刘天华（1895年2月4日—1932年6月8日），原名刘寿椿，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西横街人，中国近代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
清末秀才刘宝珊之子，与诗人刘半农、音乐家刘北茂是兄弟。自幼受到家乡丰富的民间音乐熏陶。辛亥革命爆发粗祥后，回到江阴参加“江阴反满青年团”，执掌军号。
1912年随兄刘半农去上海，工作于开明剧社，业余加入万国音乐队，并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开始接触西洋作曲理论。
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32年因猩红热病逝于北京，年仅37岁。代表作有《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歌舞引》、《飞花点翠》等。
2、华彦钧（阿炳）
阿炳（1893年8月17日—1950年12月4日），原名华彦钧，出生于无锡市，民间音乐家，正一派道士，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
阿炳刻苦钻研道教音乐，精益求精，并广泛吸取民间音乐的曲调，一生共创作和演出了270多首民间乐曲。
其父华清和为无锡城中三清殿道观雷尊殿的当家道士，擅长道教音乐。华彦钧4岁时丧母，由同族婶母抚养。8岁随父在雷尊殿当小道士。开始在私塾读了3年书，后从父学习鼓、笛、二胡、琵琶等乐器。
12岁已能演奏多种乐器，并经常参加拜忏、诵经、奏乐等活动。18岁时被无锡道教音乐界誉为演奏能手。 1950年12月4日，阿炳病逝，享年57岁。
阿炳现留存有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六首。
3、孙文明
孙文明（1928～1962）：民间音乐家。出生于浙江上虞。
孙文明四岁时因患橘凳让天花而双目失明。十二岁时父亲去世，迫于生活，曾学算命，到处流浪，后学圆局二胡为谋生手段。他学习时先是模仿着拉奏，善于吸收民歌小调，各类戏曲曲艺无所不学，后来就自编自演。
解放初，孙文明在南京曾创作了《送听》和《弹六》两曲，《弹六》一曲为模仿弹弦乐器，不用千斤；
1952年作的《流波曲》和《四方曲》，曾参加江苏省音乐舞蹈会演，获得很高评价和奖励。1959年应上海民族乐团的邀请，到上海传艺，后又到上海音乐学院授课。
孙文明的二胡演奏艺术富有创造性，并能根据乐曲表现的需要采用独特的八度定弦。他创作的八首二胡曲中，《流波曲》是代表作。
4、蒋才如
蒋才如（1945--- ），出生于成都。蒋才如是目前最有造诣的二胡演奏家之一，当年并称“北蒋南闵”。
早在60年代大学二年级时，他创作并演奏的二胡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就风靡全国。之后，又有《忆亲人》、《欢快的彝寨》、《军民曲》、《凉山的春天》、《川江船歌》、《翠竹吟》、《醉青稞》及二胡协奏曲《白蛇转》（合作）等作品相继出版问世。
有些作品在全国、全军专业比赛中获奖，有些作品编入高等艺术院校教材，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大全》（二胡卷）中。
5、鲁日融
鲁日融，1933年6月1日出生于中国湖北均县。1945年参加文艺工作，1950年任汉中文艺工作团乐队。后来年考入西北艺术学院，学习二胡，兼修作曲、指挥。
1954年毕业留校任教，担任二胡教学，民乐队指挥。历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副院长等职。现任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陕西省歌舞剧院民族交响乐团艺术顾问等职。
他的学生中，就有中国著名音乐家赵季平，纪溪坪等等。